有一天心血来潮，跟千里之外的妈妈通了一个电话，谈的不是我那正茁壮成长的臭小子，而是一种经常出没于灶台间的小虫子。那是一种颜色淡个头小形状类似蟑螂的小东西，一到夜晚就在用砖土砌成的灶台上寻找吃食，还不时发出“啾啾”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管它叫“灶鸡儿”。我觉得灶鸡是蟑螂的一种，但是妈妈却坚持认为它们并非同宗，论据是灶鸡只出没于灶台，而黑翅长大的蟑螂则在橱柜与抽屉里耀武扬威。争论不下，无端浪费不少电话费。

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没有收音机，只有一个广播，装在厨房里。有一段时间喜欢听音乐，就每晚留着厨房里，也不开灯，一边听灶鸡鸣啾啾，一边听８点开始的那档民乐。现如今，在我们那个岛上，砖土灶台现在已经鲜能见到了。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以后，岛上的居民靠卖假鱼粉发大财靠省吃俭用聚小财，纷纷拆了灶台，改用先进的煤气灶。虽然煤气管道一时半会儿还遥遥不可及，但是清洁燃料的使用终于让灶鸡们再无生存空间了，每夜的灶间奏鸣曲自然再也听不到了。

哈瓦那闲居的一天上午，寄住在分社的一位武汉作家慌慌张张地跟我说：“烤箱里有成百上千只蟑螂”。这位作家兼画家兼摄影师边描述着边做恶心状，“我一打开烤箱，无数只蟑螂一窝蜂地爬了出来……我已经没胃口了”。我和我妻不由相对而笑，这么大个的男人居然害怕蟑螂！

来到哈瓦那没多久，我们就习惯了与蟑螂杂处的生活了。古巴公共卫生抓的比较紧，时不时有卫生单位的特派员来家里检查卫生，主要目标是蓄水池，以及院子里可能存在的盛水的瓶子。有一次，一位认真的检察员对着我忘了倒的一瓶子准备喂小狗的水研究了半天，认为水里正有一些蚊蝇在成型。好说歹说保证下不为例再加上两罐冰镇啤酒，才免除了被罚款之虞。但是屋里他们从来不进去看，算是充分保证了住家的隐私。其实在我们那个１０多平方宽大奢侈的厨房里，每个角落里都出没着神气的蟑螂先生。如果未成型的蚊蝇得罚款，快成了精的蟑螂多半得让我们倾家荡产。

都说蟑螂容易引起哮喘，也无妨，用碗筷的时候注意消毒就是。心理上有了充分的适应阶段之后，我们就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观察这种小东西了。在我们厨房里出没的这些蟑螂，与我们在国内通常所见的蟑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古巴也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跟艾滋病一样，蟑螂也起源于非洲，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们贪婪地在非洲抢掠钻石黄金，一不留神就把潘多拉盒子给打开了，放跑了艾滋病毒，也把蟑螂带到全球各地。这个结论当然是我自己瞎琢磨的，正确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就算是有一点点道理，也是犯了种族歧视的错误。蟑螂作为物种，到底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３亿多年了，也可以算作是活化石了。如今在住人的地方，如果没有蟑螂的出没，倒显得不正常了，大约蟑螂也可以代表一个地方人气的强弱了。譬如我在国内的办公室就鲜能找到几只蟑螂，而我丈母家刚住上没两年的高层，虽然百般防范，但是厨房里已经有蟑螂在横行了。邮购了小康之家的微波杀虫器，似乎并不见效。

我们的首席夫妇嫌用药物杀蟑螂气味不好，所以就研究出一种治蟑螂的绝招。首席的爱人烧了一桶滚水，往操作台上一浇，来不及逃走的蟑螂就在“汹涌”的“热汤”里淹没了，躲在缝隙的也往往难逃厄运。他还用脸盆盛了半盆热水，放在操作板上，第二天起床，捧了小半盘蟑螂出门倒掉。但是这种杀虫的方法大概并不能有效地实现蟑螂群落的减员，浇了再多的水，在灶间出没的蟑螂的频率依然未见减少。

他们回国休假的时候，我们托分社的雇员买了一大瓶杀虫剂，准备开展轰轰烈烈的灭蟑螂运动。首先坚壁清野，把能移动的物件都挪了个地方，能清空的碗橱柜子都给清空了；然后就开始分区分段地喷洒药物。我们的雇员是他们单位的劳动模样，时时刻刻展现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他自告奋勇，往各个犄角旮旯里都仔仔细细地撒了药。那气味确实不好闻，足足过了两三天才散尽。喷完药我们就打趣：这么浓烈的药味，人都快药死了，那些小东西那里还能有活路！

撒完药后，蟑螂活动的次数果然大大减少，偶尔有没被药死的蟑螂胆敢出没，也是表现地呆头呆脑行动不便，被我们轻易地处以极刑了。但是太平的日子过不了几天，很快，在各个角落又出没了蟑螂神气活现的身影了。我们怀疑蟑螂大军们在我们买回来杀虫剂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只留下精干的掩护部队陪我们玩，还给我们造成了已经大功告成的假想。这一假设，后来在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中找到了根据。这些科学家发现蟑螂背上长着一些细微的头发，对空气变化非常敏感，蟑螂通过它们来判断空气质量是不是适合它们活动，一有不对，立刻就逃之夭夭了。这个功能如果咱们的气象学家仔细研究研究，以后预报大气活动就能够更精确了，免得让人大晴天也带把伞害怕气象预报不准。

杀虫失败之后，我们不幸地又遭遇一件糗事――水泵出问题了！同了分社忠心耿耿的雇员，我下到位于厨房地下的水泵房。天！我看到了什么？――一群悠闲地栖息在顶棚角落里的大蟑螂，每只的个头都在５厘米左右！